津媒-足协新政的发布时机有问题 应交给市场做改变

2021年2月1日 作者 篮彩分析

  来源:天津日报

  昨天是一个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2021赛季相关的敏感日子,因为昨天17:00前,从中超往下细数的各级职业俱乐部,需要按要求向中国足协提交工资、奖金确认表,否则将不能完成新赛季注册工作。虽然中国足协在昨天晚些时候并没有对外发布“到底谁没交表”的准确信息,但是,中超、中甲、中乙全部俱乐部,及中冠前四名俱乐部中,包括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在内,一些俱乐部完成这项“规定动作”到底有多艰难,实际上外界已经有所了解。也许,这件事中国足协审时度势,会以一定方式进行适当的协调变通,但是举步维艰的俱乐部越来越多,对比中国足协说过不止一次的“各级联赛扩军”理想,会令人感觉,自从1994年推动职业化改革以来,已经走到第28个年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,变成了一个“怪异的存在”,围绕着它,一小部分人在一厢情愿,一大部分人在一筹莫展。

  投资职业足球,钱就不是钱了?

  山东淄博是世界公认的古代足球发祥地,“蹴鞠”带给淄博骄傲,单凭想象,就感觉有光芒穿越历史而来。上赛季,淄博蹴鞠队升入中甲,曾被认为“再好不过”,终于让当代中国足球在这项运动“梦开始的地方”有了新的意义,而淄博蹴鞠俱乐部也喊出了“打造百年俱乐部”的口号。然而,话音还没落地,他们现在却面临着“假如没有重大转机,就要做解散打算”的风险,其中没有多复杂的原因,就是缺钱。

  诚然,中国足协为了限制畸形投资,保证联赛安全运转,已经给俱乐部明确了“投资帽”,比如中超俱乐部单赛季投资上限为6亿元人民币,中甲俱乐部单赛季投资上限为2亿元人民币,可这个投入水准,相当于是在看到“金元足球”十年,越来越多俱乐部要被拖垮的危险后,一个亡羊补牢式的“急刹车”,换句话说,哪怕没有这些强制要求,相当比例的俱乐部赛季投资预算,也根本达不到这一数字,在俱乐部自身造血机能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前提下,投资人曾经的万丈豪情被粉碎了,他们投资操作的实际可能性被碾压了,这就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现状。

  假如对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投入状况作简单的回顾,恐怕很多人会感觉触目惊心。1994年是“甲A元年”,当时的12家顶级联赛俱乐部,平均年投入不到1000万元人民币。随后的“甲A十年”,尽管整体投入水准不断被抬高,但是也基本维持在年投入3000万元人民币能“活命”、投入5000万元人民币算过得很“壕”的状态。而那个阶段,职业足球很火爆,曝光率很高,球队的冠名、胸前广告等“不愁卖”,俱乐部靠这些经营收入,已经能够冲抵半数投入,基本可以不太吃力地正常运转。

  职业联赛在2004年进入“中超时代”后,由一些财力雄厚的俱乐部“攀比”外教、外援开始,年投入的“高点”逐渐突破了亿元关口并且节节攀升,2011年恒大升入中超,俱乐部年投入近7亿元人民币,彻底拉开了“金元足球”的序幕,随后很快形成了一个比拼投入的俱乐部小群体,最“疯狂”的2015年到2018年那几年,有俱乐部曾单个赛季投入了近30亿元人民币,而那个阶段,突破5000万欧元转会费的外援、突破1亿元人民币转会费的内援比比皆是。同样是那个阶段,球迷们的内心也是纠结的,一边为能在家门口看到国际大牌球星而兴奋,一边感叹中国足球这样下去,既挤压了国内球员的发展空间,又必然走向投资崩盘的末路。

  可能会有人把职业联赛当下的窘境“怪罪”到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头上,但是多一份冷静和客观就会知道,当方方面面都觉得“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,钱就不是钱了”的时候,职业联赛这件事,基本也就“不是个事儿”了。

  千差有路,怎样才能活下去?

  有人曾经为广州恒大俱乐部简单算过一笔账,截至2020赛季,他们的“中超十年”,总投入超过了150亿元人民币,而另一个普遍的认知是,疫情之前的2018、2019赛季,要想比较稳定地在中超立足,俱乐部的年投入,几乎不能低于8亿元人民币,所谓“大道无门,千差有路”,在赤裸裸的投资比拼面前,也赤裸裸地败下阵来。可与之相对应的却是,2018赛季进行中,包括广州恒大俱乐部在内的中超12家俱乐部投资人,联合署名了一份《关于加快成立中超职业足球联盟的建议》的文件,希望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彻底退出联赛管理、职业联赛彻底市场化。可以说,这些俱乐部一边搞着“花钱竞赛”,一边也在谋求改变。

  这份文件的核心愿景有三点:第一是中国足协一直在中超公司占有36%的股份,拥有话事权,这样不合理,中超联盟成立,中国足协不再占有联盟的股份;第二是努力让中超联盟赚钱,比如计划2022年实现1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,2024年收入增加到150亿元人民币,用收入“反哺”俱乐部,优化联赛生存环境;第三是“节流”,逐步让投资趋于理性,降低教练、球员工资在俱乐部投入中的占比。必须承认,理想很丰满,只不过这个理想,目前还只能停留在“纸上谈兵”的阶段,而且很多规划,通过目前中国足协的操作就能看出,会在现实中遇到很大的问题。

  甲A时代曾经有一个球员的糗事流传甚广,说的是他从一家俱乐部转会到另一家俱乐部,拿到了一笔30万元人民币的签字费,装在一个大背包里坐飞机背回家,心惊肉跳怕有不测,候机的时候联系了机场方面寻求特别关照,在飞机上也紧张到一路抱着包不撒手,总而言之,一副“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”的模样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当一家俱乐部不再有当初为了立足而砸重金“抢人”的需要,却依然要为旗下所谓的国内顶级球员,想方设法把税后收入累加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时候,是否投资人的内心也会满满的负能量,感觉这样下去不行?

  不光是感觉不行,实际也不行。目前的中超俱乐部运行,内外援的转会费和球员、教练的薪酬是绝对的“大头儿”,普遍超过总投入的70%,而在职业联赛体系成熟的欧洲,有一个共识是,假如一家俱乐部薪酬支出占到总支出的60%,那基本就等于这家俱乐部要濒临破产了。2018年,国内曾有一家财力雄厚的著名企业动心投资足球俱乐部,结果被他们的项目分析团队在董事会上强行叫停,理由是体育产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,但足球产业环境不理想,投资和回报严重不成正比。

  怎样才能使足球环境理想起来?或者说怎样才能逐渐修复中国足球积累的千疮百孔?中国足协所说的“壮士断腕”,理论上没有问题,但是,从中性名到投入的“四大帽”规定,时机、火候是否成熟有待商榷,换句话说,既然是市场行为,也许交给市场痛到极致去自发改变、主动改变,才更理性和合理。

  本报记者 顾颖